Valhalla

    一、不能怪黄河。

    中国文明发祥于黄河流域，我们民族的第一条母亲河，乃是黄河。长江发挥重大的作用，是在黄河流域环境恶化、外族入寇之后，是比较晚近的事情了，应当算作我们民族的后母。

    黄仁宇是这么认为的：“黄河的流水中夹带着大量的泥沙。河流的水内夹带着5%的泥沙已算相当的多，亚马孙河在夏季可能高至12%，而黄河曾有过46%的纪录。其中一条支流曾在一个夏天达到了难于相信的63%含沙量。所以黄河经常淤塞，引起溃堤泛滥，生命财产大量损失。黄河的水量在洪水期间和枯水期间幅度的变化又大，更使潜在的危机经常恶化。这就需要一个坐落于上游的中央集权，又有威望动员所有的资源，也能指挥有关的人众，才可以在黄河经常的威胁之下，给予应有的安全。当周王不能达成这种任务时，环境上即产生极大的压力，务使中枢权力再度出现。所以中国的团结出于自然力量的驱使。”

    这就像王·力·雄的《天葬》，仔细分析了西藏的地理、气候，得出结论，说西藏宗教与政教合一体制是必然。

    两人的推理都建立在“存在即合理”这一判断的基础上。

    But存在的一定就合理吗？怎么看都像是先验论啊。

    二、勿高估中国。

    消费主义的美国烧了第三世界人民的口粮当汽车燃料，活该遭遇次贷危机。只是它的经济衰退也使得全球经济成长不乐观。中国有国内市场的支撑，预计未来两年仍有10%的经济成长率。许多中小型、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视中国为避风港。而中国的国内市场是否足以拉动临近的经济增长呢？台湾出口总额的35%是对中国大陆的出口，而韩国和菲律宾出口总额的20%是对中国大陆。但这些出口以电子零组件等半成品为主，只有30%留在大陆，其余的在大陆组装后再出口。这些再出口当中又有七成是运到美国、欧盟、日本。预计台湾的出口只有12%受惠于大陆的内需增长，其他亚洲国家只有5%到10%，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是类似模式。所以这些以出口为主的经济体不能期望中国成为全球经济成长趋缓之后的拯救者。

    中国人普遍缺乏安全感，许多人宁肯存款贬值也要把钱存在银行防老防饥荒，近年来更是普遍存在近于赌博的投机心理，把大量本应用作消费的钱投入证券市场。加之工资水平的提高赶不上物价的增长，中国的内需始终增长不快。

    这泱泱大国实际上的立国之本，却仍旧是透支自然、压低工资的对外出口。

    这是不正常的。

    印度的发展道路与中国不同，它跳过了制造业这一阶段，直接发展服务业（华为在印度设有规模庞大的研究所），服务业占了国民收入的56%，对资源和环境的透支比中国要小得多。

    与中国相似的是，地域和阶层的贫富差距巨大、教育水平偏低、大量儿童营养不良。

    只是，印度的公费医疗，搞得要比中国好得多。